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遊行:心理和社會觀察

公佈《逃犯條例》修訂方案後,入獄、死亡好像離我非常近。我也意識到,要有自由前,必需有freedom from fear。我當然恐懼,但不想因恐懼而什麼都不做,而連現有自由都失去。剛開始的freedom from fear會是痛苦,但我相信離開逃避的舒適圈一段時間後,就會舒緩一點痛楚且邁向真正長久的舒適。逃避的舒適是假的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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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月28日為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遊行的日子,這已是第二次遊行,而遊行人數由首次的1萬,增到最近的13萬。《逃犯條例》修訂最恐怖的地方,就是每名香港人都可以被大陸要求引渡,因為大陸的司法完全毫無公信力,不論你所做的是否涉及政治,甚至曾否踏足過深圳河以北的地方,他們都可以透過一堆「人證」、「物證」說你有犯罪,而香港的法庭亦很難質疑證據的真確性,只能把有關人士送到大陸接受不公平的審訊,甚至連審訊都省下,像新疆人入集中營跟被大屠殺。

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現時在外地旅行並不會得到香港政府照顧,一切交給中國政府。《逃犯條例》修訂通過,未來香港人在自己的地方也不會受到香港政府的保障,隨時由中國接手,簡直諷刺。特首林鄭月娥聲稱為了陳同佳案的公義,卻要褫奪七百萬香港人基本公義、人權和性命!

想透過此事,寫下我的一些心理甚至社會觀察,為香港現況做一個記錄。

林鄭月娥與曾俊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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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特首選舉,林鄭月娥與曾俊華均有參選,兩人同是天主教徒,亦在政府服務多年。背景相似,但性格大不同。當時據曾俊華的妻子形容,丈夫若對一件事情有把握就會去做,但那次選舉他卻落敗。

或許曾俊華並非對成為特首一事有所把握,所以去選特首。而是對他的人生而言。在選舉落敗後,他不時參與不同類型的社會活動,如出席電台節目、跟泛民議員晚飯、出席文創空間PMQ的活動。他離開官場後,人生開始有較多元的發展。

有指林鄭不想失去職涯機會(甚至更上一層)而要硬推逃犯條例的修訂,所以對於香港人被送死也不在乎。甚至意圖透過偷換公義的概念,瞞過香港人對公義的狹窄認知,也在所不惜。一個認為生存空間狹窄的人,很容易會做出傷天害理的事,因為他覺得做人只有這條路,失去了就玩完,所以只有自保。要自保,就要阻止其他人發展,少一個競爭對手、假想敵!這樣的思維下,他也不會投放時間和精力探索其他出路,思考和嘗試多方面發展。因為他認為不可能。我不認為林鄭不做特首就不可能在其他方面發展,她可能也比曾俊華有更多條件,不是天主不讓她上天堂,而是她選擇不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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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是香港社會的氛圍:只有讀書考試高學歷和升職,甚至最好做律師、工程師才算是出人頭地。很少被鼓勵多運用想像力,在主流認為的答案中探索其他沒人提過的可行方向,也不願意對自己人生有多點憧憬,因為身邊人都認為你先有很好的物質基礎才能談其他的事了。事實上卻完全相反。

成效與信念

第二次遊行前我有點擔心人數會比上一次的少。畢竟香港人普遍都只會做「有用」(有成效)的事,覺得做了沒有預期效果就完全不做,最多做一次半次,看到不行就放棄。再加上佔中九子判刑可能令很多市民卻步而不敢發聲。

網絡上常散播各種「做什麼都沒有用」的訊息,甚至有學識的人,也會透過種種「例證」去證明做那件事不會有預期結果,但也可惜他沒有提供其他更可行的方法,若發言者有大量的跟隨者,基本上可阻止很多人去嘗試,並養成「習得無助」心態。以為不做失敗事就最精明,其實自作聰明。

預期成效是其中一種處事的方式,透過取易捨難去分配各種事情的優次,可以說是提升效率的方法,先做最快達到目標的。但它不能被用來處理不得不能達到的任務、不得不實現的願景,好像身陷火場中,我想沒有人會在那時想一堆「逃生都沒有用」的論證,然後就留在火場裡等死,一般人至少都會求救,或拼命逃生。

反對《逃犯條例》修訂來避免入冤獄、保障人身安全和財產,甚至長遠來說要建立鞏固的民主制度,堵截不合理的法例和破壞法治的情況,本來就是不得不實現的生活條件,沒有自由和基本人權的保障,就只能提心吊膽生活,更不能專心工作和貢獻社會,甚至引發難民問題,麻煩其他國家(想像中國大陸人權和財產不受保障,結果來香港影響本地的資源分配)。

很多事情並非一步到位,可能需要時間摸索嘗試,若真的不行,並不是放棄,而是想和試其他方法。因為氣餒而放棄,的確立即避免更多失敗,避免更多人說你浪費時間做愚蠢的事,但某些潛在的危機從未解除、你想達到的幸褔始終無法實踐。

但別忘記,失敗並不是什麼都得不到,有的是經驗、學習的機會。做錯事、做沒預期效果的事沒什麼大不了,自卑才是問題,不予下台階的並不是身邊的人,而是自己。放過、接納自己,問自己有什麼不能放棄的事,所謂努力不是為老闆每天工作12小時,而是朝自己的信念邁進。

訂立界線

很多人說自己不關心政治,凡事不參與政治就好。其實所謂政治,就是生活其中一個部分。如果你覺得政治蠻複雜難懂的,其實只要透過了解心理學、人與人之間的互動,那些概念根本已經能了解所謂的政治。沒有政治不政治。

心理學家常強調,健康的人際關係建基於訂下界線,讓彼此一開始知道自己什麼是可以彈性,有什麼是需要和拒絕的,由雙方定義關係,才能減少衝突也能尊重對方。相反,若當初各自沒有說出自己的界線,因為一時間忍受並遷就對方的橫蠻,有很大機會對方會繼續如此對待,甚至變本加厲。屆時雙方關係可以失控、無所適從。

而官民關係也是人際關係的一種,並非因為屬於政治就不需要界線。很多人以為,政府說什麼就說什麼,「只要不碰政治就好」,但這顯然是一種逃避,他們沒有向政府說清楚那條線應該怎樣劃,於是政府一方面以「政治」做修辭,但另一方面不知不覺修改、擴大政治的範圍。當你認為不參與遊行是不闖進政治範疇,而認為想今晚吃好一點選擇吃日本菜,好像跟政治無關,但這時候政府則認為你吃日式料理不吃中菜,是叛國行為,威脅國家安全。選擇不碰紅線的方式,並沒有為自己做決定,且關係、人生命運已經交由別人決定。

平時的生活中,別人有禮貌問自己不吃什麼,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人好好對待自己。

同理,向政府發聲也是給政府一個機會。其實不需要把某些事想做成叫「政治」的東西,政府和政策也是日常生活可以影響自己的部分,不同意就應該表達意見,既保護自己也能保障他人。

人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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遊行人數有13萬,自雨傘運動以來最高,但未及2003年的50萬人次。不過除了看數字,也要看有什麼人,這些人前來遊行抱著什麼心態。

我的觀察是:不少中年、老年人都前來參與,聽到他們談話中對政權、過去歷史的掌握。他們知道問題的核心並不只是那條例,而是政權一直沒有改善到。也不約而言提到,究竟自己可以提供什麼予下一代。

究竟那13萬人當中,有多少人曾參與過2003年的七一遊行,有多少個在16年前參與遊行的,往後一直有關心社會且沒有放棄對民主的信念?13萬人裡面,有多少個因為已看清楚政權而不輕易氣餒。

過去看到雨傘運動以來,香港人的士氣十分低落,曾經關心社會的有些已經不再關心,因為政府一點讓步都沒有,於是卻步,但基本人權一直收窄。但過去的「失敗」經驗,不是說要抹去就能抹,或許能夠讓本身沒怎樣參與的人反而走出來。

人數愈多固然愈好,但也要看是什麼人,就如一個企業不是看多少人買它的產品,而是有多少個忠誠顧客會一次又一次光顧。

什麼是公義和自由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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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鄭月娥聲稱為了陳同佳案的公義而修訂《逃犯條例》,很多人都知這是謊話,尤其泛民已提出其他保障受害者的方法,只是政府一意孤行。

這幾年很多人都曲解公義的意思,看到中港兩地家人分隔就要照顧他們,但又無視會影響到香港的資源問題。以小撮人的公義來犧牲大群人的公義,那會是公義嗎?

這種自以為是的「公義」,往往來自所謂的惻隱之心。惻隱之心最危險是放大了眼前所見的面貌,並(意圖)忽略了看不見的不公義。惻隱之心會使人忍不住去幫,甚至幫倒忙,對方不是不好意思;就是慢慢會依賴別人的施捨,甚至認為理所當然,永遠只靠別人餵魚而不懂釣魚。有時候,課題分離反而十分重要;而公義並不是施予,而是掃除一些障礙、冤枉。公義不容易實踐,但不能自以為是。

社會也對「自由」二字存有誤解,以為「自由」與放縱、社會混亂、無憂無慮等劃上等號。但自由也不是無任何憂慮,只是把不必要的恐慌和擔憂減到最低,讓每一個人可以專注努力在自己想發展的事情,專注在學習、解決人生難題。只要那件事不與別人自由有衝突,那就會形成社會秩序跟和諧。

但有些人寧願逃避自由,因為就只得什麼都靠自己去學,這很麻煩,寧願交託給其他人,養我一世最好。就算一生中遇到有照顧自己的人,他有一天因著各種原因而離開,也沒責任要養活自己。再者,人生有很多事情只能由自己領悟和解決,有很多問題找朋友傾訴十萬次也無補於事。

在自由的社會下,每個人去做自己應該做的事,然後去探索出生活的多個可能性,而不是只是跟隨主流,甚至政府唯一的計劃經濟。社會愈多元,對出路有著更多可行的選項,對風險管理也帶來更多想法,當然也會有良莠不齊的情況,但不應因為有劣質的出現,就否定自由並否定民間的智慧。

看《國家為什麼會失敗》(Why Nations Fail),作者提到有些沒民主、法治下的國家,如中國、中東,似乎造就了強勁的經濟發展,但這些經濟發展只是因為某個領導者的政策,或發現某些資源(石油)所致,卻沒有民間智慧和意見的流通,當石油耗盡、或某領導人離開,甚至權力壟斷所造成的內鬥,阻礙了【可持續】的經濟發展,也很快出現經濟衰退的情況。在某些非洲國家,人的財產可以被凍結、充公,換成穩定的美金又被強迫回到沒價值的新貨幣,連基本的財產都保不住,如何努力都沒用,更不是說想做哪份工甚至自由工作者就可以。

回到香港的現況,雖然行業以地產和金融為主,可能也有財團壟斷的情況,但不代表我一定要跟這主流走,還是可以做尤其沒有人做的事情,最多只是社會規範的制肘,社會制肘還可以靠自己的行動證明,令身邊的人可以更了解自己所做的事,但不是法律完全不容許我。我能夠讀社會學,也能夠研究如何改善自己的生產力和工作流程,更可專注思考卡住的人生問題,我的畫作和照片也是自由社會下的產物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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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佈《逃犯條例》修訂方案後,入獄、死亡好像離我非常近。我也意識到,要有自由前,必需有freedom from fear。我當然恐懼,但不想因恐懼而什麼都不做,而連現有自由都失去。剛開始的freedom from fear會是痛苦,但我相信離開逃避的舒適圈一段時間後,就會舒緩一點痛楚且邁向真正長久的舒適。逃避的舒適是假的!

其實香港人的訴求很簡單:安居樂業,或許有時功利貪方便,我有時都會埋怨這些香港人,但坦白講,香港人也不應受到如此對待。香港人未去到形成公害的程度,更沒得罪政權。香港人也可以做得更好,所以我不太同意網上有時帶風向,把香港人說得一文不值。例如當你坐北歐航空,就會看到香港空中服務員的熱誠,曾經Apple Store的工作人員態度是為人詬病的,但現在他們都可以很願意為顧客服務。最近除了Frances Hui,還有Jane Wong研究apps未推出的功能,得到國際媒體的關注和訪問。

我覺得香港人需要多點主動,向政府甚至外國人多講解自己地方的故事;多點國際視野,不一定要跟網上的KOL的主流思想,可以放膽一點做自己喜歡的事,難不等於不要做或要靠別人來。也不要只埋怨社會的風氣怎樣怎樣,這不是沒法做的理由。今天不做,明天就更不能了。